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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加速

根据三年前亚太地区控烟协会组织执委会的投票决议,2016年,APACT会议将首次在中国举行。5年前,中国在国际控烟大会上,被与会200名全球NGO代表一致授予“脏烟灰缸奖”,国际声誉已受重创;去年,广受舆论质疑的“烟草院士”事件,被国际控烟领域评为2012年十大事件之一,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控烟政府机构,非政府组织质疑,谴责中国政府控烟不力的主要证据。昨日,黄洁夫与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共同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,谈扭转中国控烟颓势的契机与希望。

■ 对话动机

17日,第十届亚太地区吸烟与健康大会(APACT)将在日本千叶县举行,国家卫生计生委将派代表团,参加此次大会。

然而,全国政协常委,中国控烟协会会长,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坦言,感到参会有些压力,主要是中国近年来在控烟工作上进展不大。2012年50多位中外专家对中国“控烟履约”评分仅37.5分,国家层面尚未有“控烟立法”,全国吸烟者超过3亿,7.4亿人在吸二手烟,女性,青少年吸烟率还在上升,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。

“我们如何发出有利于改善国家形象的声音?”赴日本前,黄洁夫与卫生计生委,控烟协会相关负责人梳理了中国控烟的现状,形势和可行的突破策略。

■ 对话人物

黄洁夫:原卫生部副部长,现任全国政协常委,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控烟协会会长。

谈烟草院士

伪科学命题学者获誉

新京报:亚太地区吸烟与健康大会是个非政府组织会议,为何国家卫生计生委要委托你率团参会?

黄洁夫:APACT会议是国家搭台,社团唱戏的机制,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在“控烟履约”工作的国家意志,反映的是国家的控烟形象。

看看周边控烟积极的国家和地区,都有政府的明确支持。我国的香港和澳门,都是特首高度重视过问此项工作。我国台湾地区,近年来在控烟上也是进步很大,就连吸烟率一直很高的俄罗斯,这次也由普京总统专门出来宣布控烟的决定。

卫生计生委领导十分重视这次会议,考虑到与原卫生部工作的连续性,再加上我现在兼任中国控烟协会会长,故由我率团参会。

新京报:但中国的控烟履约表现似乎一直比较糟糕,被舆论质疑了一年多的“烟草院士”至今未被撤销,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?

黄洁夫: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,一个国家的最高科学荣誉,竟然授予研究“卷烟降焦减害”伪科学命题的人,这个事说不过去。因为“烟草院士”,很多国际组织,控烟人士谴责中国。

我们这次去日本开APACT,“烟草院士”将是我们代表团要面临的质疑。其实这个问题社会上有许多反响,希望工程院妥善处理好此事,其实工程院中生物医学部全体院士均有一致的意见,遗憾的是久议未决,此事仍在发酵,影响国家形象和我国控烟工作的“国格”。

谈控烟策略

领导带头戒烟很关键

新京报:你是负责领导干部医疗保健的医生,国家的高层领导抽烟吗?

黄洁夫:就我所知,中央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干部,绝大多数都不吸烟或者已经戒烟。大家知道,邓小平同志过去吸烟甚多,但在晚年生病时知道吸烟的危害,马上戒烟了,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戒烟的,不是外面传的一生都在吸烟。

我在临床工作,当告知病人吸烟对他的身体有害时,绝大多数的患者听从劝告,立即戒烟了,即使有极少数领导还有吸烟习惯,但他们都不在公共场所吸烟。

新京报:可是在地方,基层,领导干部在会议室里喷云吐雾的情况好像很多。

黄洁夫:控烟的氛围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形成。在地方上,不少基层干部由于工作压力等原因,吸烟现象很严重,这与他们经常有人给送烟,还有公务烟不无关系。这也应该是现在中央八项规定,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该杀的歪风。如果一个地方或部门的主要领导在公共场所吸烟,一般人很难予以干预,即使有法律,也无人“执法”。

新京报:能否说,一大批爱抽烟的基层领导干部,是中国控烟前路上的壁垒?

黄洁夫:不能这样说。应该说大多数领导同志是有觉悟的。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吸烟者有吸烟的自由,但不吸烟者也有不受二手烟危害的权利。吸烟实际上是一种生理上依赖成瘾的疾病状态,有个健康的无烟环境也有利于他们戒烟。希望国家层面尽快出台文件,明令要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,在工作场所都不能抽烟。

这和医生对患者的示范作用一样,如果医生在给病人诊病治疗时还抽烟,就不配当医生。接下来,国家卫计委也会出台相应的加强无烟医院建设的规定,为保护青少年,教育部门也在积极创建无烟学校。

谈控烟进展

高层领导会大力推进

新京报:“烟草院士”会让代表团觉得丢脸吗?该怎样应对其他国家的质疑?

黄洁夫:不是代表团丢脸,而是整个国家蒙羞。因为我们要举办下一届APACT会议,所以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树立我们国家正面的积极的控烟形象,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近来有一系列改进工作作风,密切联系群众的重大规定,现又正开展“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”,我相信这件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,中央高层领导一定会大力推进。

新京报: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,已经拖了多年,这一次有没有时间表?

黄洁夫:鉴于“烟草工业”涉及国家经济,立法的时间和内容均要“审时度势”。鉴于全球科学研究均表明吸烟严重危害民众健康,给社会与家庭带来重大经济损失,在公共场所吸烟也侵犯公众的环境安全与公众健康等基本权利,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立法时机应该抓紧,这也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。

新京报:尽快出台公共场所禁烟立法,你认为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?

黄洁夫:人民健康和国家形象。中央领导集体现正在凝聚全国人民实现“中国梦”,我想实现了这个梦的国家,一定是一个民众吸烟率低的国家。据悉,中央高层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控烟,公共场所禁烟(立法)工作一定会加快。

谈戒烟

戒烟治疗应纳入医保

新京报:现在中国吸烟率高达30%以上,要让烟民都戒烟现实吗?

黄洁夫:目前,我国每年归因于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,已经升至140万,7.4亿人遭受二手烟危害。很多妇女儿童并不抽烟,却患烟草相关的疾病,青壮年与妇女死于心脑血管病与癌症的数量正在增加。

我一直跟控烟协会的同志们说,控烟工作着力点不是部门之间打架,而是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,推动国家控烟立法,保护公众健康。要告诉吸烟者,如果尊重别人,就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;如果爱自己的妻儿,就不要在他们面前抽烟。

另外,要加强烟草健康危害的科普教育,营造无烟的公共环境,还要有一个有利于烟草企业和烟草种植业转型的经济政策。

新京报:前些年,各地很多大医院都建了戒烟门诊,后来,却因为病人少难以为继,你怎么看?

黄洁夫:刚才说了,吸烟是一种疾病,烟草危害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。要搞好戒烟门诊,不能只埋怨烟民都不戒烟,关键是国家要加大对遏制烟害的投入。

现在,戒烟的设备,药物都很贵,普通群众难以负担。我支持将戒烟治疗纳入医保的建议。现在,吸烟导致的疾病负担支出,已超过烟草税收。如果国家支持烟民戒烟,降低吸烟率,也是减轻未来的疾病负担。

新京报:因为你的官员身份,会不会觉得民间控烟组织,控烟人士的行动,言辞太激进?

黄洁夫:我不这样认为,民间的声音很理性。我们强调依法治国,党内民主,各个政府部门,要倾听授予他们的权力的民众的声音,不要无视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和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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